这种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经过科学史学理念的催化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价值观。胡适等人倡导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主张以学问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种史学价值观以求真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主张甚至反对致用，故以学、用分割为特点。在治史范围上，他们主要集中于古史考订。在治史方法上，他们强调科学的考据和事实的确定，不注重甚至反对进行历史解释，以史料优先于史观。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以无用为大用。顾颉刚曾经述说过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转变过程。早在民国三年至六年(1914—1917),顾颉刚就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351为此，他批评了清末今文家是“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1361。他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学术若单标为救世，当然也可以媚世，甚至于感世。”“但这原是说不上科学。”“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因它的用是间接的，它的本身没有用，所以为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所不喜，他们看不见它的真价值，只觉得是些‘无聊的考据’。但也因为它的本身没有用，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把应用看做一切的学问的标准，这种人的愚昧也着实可悲了!”371所以他宣称：“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这是他的“基本信念”L38I。当时，信守这个“基本信念”的史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而是一大批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鉴于这个学派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他们所信守的史学价值观因而一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孜孜于“专门高深之学问”,将历史教育视为“不生利”的事情而排斥于史家的职责之外。应当说，他们的史学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历史教育的认识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