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三个序列并不是可以截然划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主要是按照社会角色表现出来的人物，其中很多人也都必须接受社会和历史对其功过做出估量，而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不能不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事功入史的人，当然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裁判；而一定的道德的体现者，归根结底，也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只有当我们把历史人物的内在的复杂性经过“提炼”和“外化”以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学家笔下的芸芸众生原是一个有序的组合。
此外，这三个序列，在历代史家撰写的《二十四史》中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故也不可作整齐划一地看待。这里，比较重要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在写人物方面，他比较强调社会角色和事功。关于社会角色，首先，本纪、世家、列传所写的人，总的来看就反映出不同的社会角色。其次，他于类传中写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方面的人物，是又一层含义上的社会角色。前者主要着眼于政治身份，后者主要着眼于社会分工。关于事功，司马迁说得很明确：“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看重那些善于把握机遇又能建立功业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也重视道德尺度，他写世家，注意到人们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他写列传，突出了“扶义俶傥”。在这里，人们的道德尺度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至于类传所列的循吏、酷吏、佞幸等方面的人物，是更明确地反映了司马迁的道德批判原则。第二，司马迁奠定的这个写人的格局，在《汉书》以下的历代正史中，有的方面有较多发展，有的方面则少有发展。总的来说，司马迁从社会角色序列来观察历史人物的思想，历代正史继承、发展得不多，除《汉书》增外戚、宗室和《后汉书》增宦者、文苑等传对后世尚有一定影响外，别的就很少有所创立了。《后汉书》所创独行、逸民、列女三传，其所写人物实介于社会角色和道德尺度之间，而道德尺度的裁量似乎更重一些。在事功序列和道德尺度序列方面，《汉书》以下历代正史有不少发展，而在道德尺度方面尤为突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划分为9等，主要着眼于道德尺度。南北朝时史家于正史中增立孝友（孝行、孝义、孝感）和节义传，加重了道德尺度序列的分量；唐初史家继承了这个做法。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于列传中所立有关道德尺度序列方面的类传目名最多，有循吏、酷吏、卓行、隐逸、列女、忠义、奸臣、判臣、逆臣等传；其后史家撰宋、辽、金、元、明五朝正史，都因袭了《新唐书》的做法。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见社会角色序列、事功序列和道德尺度序列在《二十四史》中虽有贯穿始终的脉络，但又不是完全平衡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要从史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明，另一方面也要从史家本身的历史见识、思想境界来说明。